最近走过市区五马街时，感觉和往日不同：商业氛围依旧，但是安静多了。安静地选购自己喜欢的商品，不再焦躁、不再火急火燎，这样子购物才是享受。

　　以往的五马街可不是这样。为招揽顾客，商家使出浑身解数，最强的莫过于比谁“叫得响”。于是，你用高音喇叭，我就集体拍手；你站在店内吆喝，我干脆上街叫卖。往往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一家更比一家响。

　　噪音的危害不可小视。早有专家指出，进入21世纪后，噪音是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隐性杀手之一，“消灭噪音”早已是各城市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。尽管，近年来，不少城市为了整治噪音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但总体还停留在“百姓不报，官员不管”的治理水平上。

　　印象中，一年里最安静的只有高考之前的那半个月时间。为了举国上下都重视的高考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集中一段时间、投入足够执法力量，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迎考环境。然而，让我们遗憾的是，除去短暂的高考期间，更多时候，我们对噪声总是无可奈何。

　　其实，“禁噪”的适用对象是所有市民，而不能厚此薄彼。“禁噪”也不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，更不能因为特殊时期的需要而可严可松，不管何时，“禁噪”实际上并不只是考生们的需要，更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。

　　对商业街噪音的管理，如何才能做到常态化？不少市民献计献策。有人建议重罚，有人建议将商业噪音问题纳入商家创文明考评内容，以计分考核的形式长期严管。还有人说，有关部门应建立一项长效干预机制。

　　单靠重罚来管理，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。而五马街此次“禁噪”，提供了更好的范例：通过政府部门与各种社会组织、与公民合作、协商的方式，实现公共管理目标。

　　2009年底，五马街确定要实行“禁声”之前，城管部门就召集15家平时音量较大的商铺开座谈会。会前，城管部门与商户们会商后，敲定了一份《五马街店户自律管理承诺书》，并逐户签署。根据这个承诺书，商户停止使用高音喇叭，不在沿街设置音响设施，不在店外拍手叫卖；店内使用轻柔音乐并实行专人控制，不使用麦克风、喊话器叫卖等。

　　“如果别人都吆喝，独你一家不响，生意会受影响，所以大家只能一个赛一个地喊。”管理人员如是说。反之，如果别人都不喊了，偏偏你一个人要喊，你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——这就是自我约束的力量。

　　当然，自我约束的前提是自我认同，它具有他律所不具有的天然亲近性。当大家都承认不吵的时候，吵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成为同行中的规则破坏者。大家自定的规则，大家本身就是监督者。温州五马街的消声，正是利用了这个治理机理，使得噪声在一周之内降了下来。

　　法律不是万能的，政府权力是有限的，并非所有的事务都能靠管制解决。为什么高考禁噪只能禁得一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社会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，管好商业噪声，就需要靠社会参与来共同解决。比如可以开展宣传引导；比如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，做好动员、自律；比如通过互相之间的提示和关照，效果可能会更加实在。

　　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公民的参与。政府固然要加强监管，该做的一切都不能松懈，但公民的理性与责任感，却是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。不论是禁噪，还是燃放烟花爆竹，或者是城市养犬，化解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到顺应民意上来，只要获得民众的认同，并且发动民众主动参与进来，比政府单方面的管制必然是有效得多。

　　所以说，严管噪声等社会热点问题，不在于“叫得响”，而在于如何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做到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。